@ 杨继绳：保护记者写作权益 捍卫公民言论自由

   杨继绳先生说：首先转达几位老先生们的意见：

   李锐（９４岁）：先讲一件最近发生事情：不久前《周小舟纪念文集》出版，给我寄来了。原来收进了我在１９８１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纪念周小舟的一篇文章，但书中没有。周小舟夫人打电话给我，向我解释：“北京通知，不能用李锐的文章。”连１９８１年发表在党报上的旧作也不让收进文集，真是荒唐至极！这算什么样的国家？！我大声疾呼：新闻必须自由！扼杀公民的言论自由是完全违法的！

   李普（９２岁）：新闻立法的关键是保护言论自由。有这一条就足够了。现在的情况适得其反，讲新闻自由的声音一点也没有了。我们讲新闻自由好像讲外国话一样，真是不可思议！

   杜导正（８７岁）：最近听说有的基层政权抓说真话的记者和作家，我没有就这类事件作调查，如果这是真的，那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是绝对不允许的！记者和作家揭露了揭露了社会黑暗，地方政府不去调查和处理记者揭露出来的问题，反而把记者和作家抓起来。这样的政府就和黑暗势力站在一起了，可以说这样的政权是为黑暗势力服务的。这样的情形我们能容忍吗？当然不能！从另一个角度说，记者的安全要有法律来保证。所以，新闻立法迫在眉睫。

   戴煌（８２岁）新闻立法是保证媒体讲真话。不能欺骗人民！现在经济发展了，谁得到利益最大？是老百姓还是官老爷？每一个人都看得很清楚，是当官的侵占了老百姓的利益，所以官民矛盾十分尖锐。媒体为什么不把这一人人尽知的真相说出来？现在一些报道完全是欺骗！新闻立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我们要说，要发表我们的看法，接受不接受是他们的事，我们要把话说出来！

   吴明瑜（８０岁）：现在搞新闻立法肯定是要吵架的，这个架非吵不可。即使吵架也要把新闻自由的态度表达出来。

   现在我说自已三点意见：

   一是要努力创造新闻立法的条件，积极推进新闻改革

   新闻法必须是新闻自由法，不能是新闻管制法。在当前新闻管制如此严厉的情况下，能写出保证新闻自由的法律吗？二十年前一些同仁提出新闻立法的问题，当时我没有响应，那是我跟李普说：现在搞新闻法条件不成熟，搞出来的必定是新闻管制法。搞出这样的新闻法还不如不搞。我不是学法律的，我不知道社会实践和法律哪个优先，也就是说，在不好的社会现实情况下能不能产生好的法律？如果在恶政的情况下能够立出良法，那我们就先立个好的法律，让这个好的法律来规范社会实践，那我们就赶紧立法；如果好的法律需要在好的社会现实条件下产生，那我们就要审视，要研究。今天的立新闻法社会条件是不是成熟呢。

   不管成熟还是不成熟，我不反对着手为新闻法作些准备工作，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扎扎实实地从我们的实践中努力推动新闻改革。

   从根本上看，中国新闻改革就是落实宪法第35条给予公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从体制上看就是从政府直接控制到媒体相对独立，从“党的喉舌”转为“社会公器”。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是有边界的，但不能“以政为界”，而应“以法为界”。检验改革目标是否达到，就看新闻就能不能真正发挥“批评时政，监督政府，沟通社会，针砭时弊，鞭挞邪恶”的作用。

   新闻改革有几个层次：产业运作层次；经营管理层次；技术装备层次；内容价值层次。其中，内容价值层次是最核心的，其它都是属于这个层次的外部保证。所谓言论自由就是指内容价值层次。迄今以前所进行的“新闻改革”都没有触动核心层次。

   中国的新闻改革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相联系的。从根本上讲，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分为“一体两翼”，“一体”就是权力中枢的民主化，即由一党专政转变到多党竞争。“两翼”一是军队国家化，二是媒体社会化。也就是说枪杆子、笔杆子不再是某一个政党的专用工具，而是真正为国家、为民众所用。

   没有政治民主，就没有新闻自由。所以，没有主体的改革，两翼的改革是很难的。

   新闻自由，言论开放，就有可能解构原有意识形态，就可能消减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意识形态的执掌者们就有理由对新闻进行管制。从这个根本问题上看，新闻人和意识形态的执掌者之间就会有旷日持久的博弈。

   在政治改革没有大的进展的情况下，新闻改革只能是渐进的。新闻人的积极进取和当局管制的良性互动就是可能的渐进改革模式。

   《南方都市报》揭露被收容致死的大学生孙志刚案，直接导致实施了21年的国务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废止。 近几年这类事件不只一起。从这些件事中我们可以设想下面的互动链条：

   媒体就某一事件猛烈冲击――管理当局作反应（可能是让步的，也可能是更强的管制）――媒体就另一事件的又一次猛烈冲击――管理当局的反应（让步的可能性增大，即使有增强的反弹，弹力也会减弱）――媒体再冲击――管理当局再反应．．．．．．。新闻积极进取的过程，也是一步一步地唤起民众的过程，因而使得民主力量越来越强大，要求放弃新闻管制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因此管理强制的力量不断衰减，最终放弃管制。当然，媒体的冲击不是一家媒体，而是多家媒体互相呼应，群起而动之，形成一股社会力量。

   媒体的主动冲击也是冲出言论自由的重要方式。更为重要的是，媒体的冲击由于带有意识形态特征，它不仅有改善新闻出版管理的效用，也是推动政治改革的一支重要力量。

   所以，新闻人的积极进取，大胆地冲破禁区，敢于仗义执言，为民请命，敢于揭露黑暗，鞭挞邪恶，那才是当前最为紧要的事。

   在新闻立法之前，我们要发出必要的呼声

   我的第二点意见是，我们一面为立法而努力，我们不妨发出一些呼声，发出推进新闻改革的呼声。让全社会知道我们的呼声。我认为以下几条呼声必须发出：

   第一，必须立即制止某些地方政府和公安机关不能以权滥法、随意抓捕揭黑记者的恶劣行为；

   第二，中宣部必须立即取消限制媒体跨省进行舆论监察的禁令，保证中国媒体在中国领土上采访和报道的权利；

   第三，目前，新闻出版单位在主办单位之上有主管单位（俗称“婆婆”），没有主管单位，主办单位的出版、经营活动无法开展。主办单位本来是独立法人，它的行为能力和社会责任已由法律给予了明确的规定，在它上面再设主管单位既没有法律依据，也影响新闻出版单位的工作。

   应当取消媒体的主管单位，由主办单独立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