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中共“习核心”元年?
2016年中共第一件大事,是喊出了“习核心”这个政治话语,这意味着,江泽民核心已告结束,或已不被承认。
习近平要求中央政治局向中央看齐,习近平核心团队进一步要求中央与地方以习近平为核心,向习近平看齐。
当习近平真正被“拥戴”为新核心之时,他就成为中共真正的决断者,这是否意味着,习中央的政令可以出中南海了,还是意味着习的讲话可以通行全国,上行即可下效?
而这对于党国、对于中国社会是福是祸,却无从知道。
“习核心”呼之即出
近日,署名“学习大国”的一篇 《习近平密集强调“向党中央看齐”各省如何落实》文章出现在腾讯网首页,这篇文章说:最近这段时间,“向党中央看齐”成为时政新闻中的高频词。一个多月来,习近平先后四次讲话,要求“向党中央看齐”。
看齐二字,还被习近平加上了“意识”,看齐意识就是一种政治态度,不仅口头上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还要落实在行动上。
学习大国在文章里还找出了看齐意识的来源: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说:“要知道,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间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看齐是原则,有偏差是实际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齐。”
显然,现在许多领域许多人在习近平看来,出了偏差,但出了怎样的偏差?习近平没有具体指出来,只是宏观在用看齐意识来强调,表达自己的不满意。
可惜,人们并没有看到习本人或他的团队具体指出哪些问题属于没看齐,哪些地方政府已经看齐了中央。如果既不能量化,又不能有案例说明,只能让人一头雾水,不知其所指。
具体看不看齐,对各地要员来说似乎不是问题,学习大国在文章里重点开列各级大员、要员纷纷向习中央效忠,并承认习近平的核心地位。
学习大国的文章里,“一口气列举了10个省区市,他们都表态坚决向党中央看齐,”各省市领导纷纷表示自己要做政治明白人,“经常、主动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特别要突出思想看齐,切实做到表里如一、言行一致、敬终如始。”
这十个省市是:北京、天津、内蒙、辽宁、安徽、四川、湖北、山东、云南、陕西。
腾讯首页的这篇文章大谈各地要员“向习看齐”,忽略了最核心的政治关键词:”习核心”。我们只有进一步去翻看各省市第一领导人的讲话,才可以见其端倪。
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在其讲话中,列举了一系列的“核心”概念:“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是党的领导核心,习近平总书记是党中央的领导核心。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就要自觉维护习近平总书记这个领导核心。”
这一段描述,看起来是强调党的核心有不同层次,但实质是在强调党以习中央为核心,习中央以习为核心,向习看齐,就是忠于党。中共的党内规则与逻辑关系,一目了然于李书记的讲话中。
“增加核心意识”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也强调了增加核心意识。什么是增加核心意识,就是要强调“习核心”,不允许任何人顾左右而言它,老核心时代已告结束,新核心时代已然来临,要求各一级党政大员认清形势,紧跟习中央走。
栗战书是习的大内总管,最清楚习的焦虑,或者了解整个中央级大员的境况,在此时高规格强调看齐意识与核心意识,显然是习的政治焦虑造成。
反腐造成的重压,经济形势如此严峻,社会问题集中爆发,都需要各级要员拿出办法来解决,但整个形势处于无解状态,大员要员更多的观望,习想推行的政策,也无法落实、推进。习团队此时能给予习的安慰,可能就是一顶极品的“核心”桂冠了。
习已贵为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共与国家军委主席,并身兼多个中央级小组组长,仍然感到政令不畅,感到权力难以成功运行,怎么办?
现在中共内部只有顶端的桂冠,就是“核心”,现在栗战书在新年开局,就是要迫使各地大员效忠,拥戴新核心,以强化习的威权与集权,要在各地掀起学习“习理论”的热潮,要用习的理论,武装头脑,推进具体工作。
政治效忠是一种精神安慰,并无实质意义,只是让部下口服、臣服,也只有极权治下的最高统治者会要求下属效忠。
而在宪政民主制度之下,每一个政治角色完成自己的职业任务,完全不需要下级对上级的效忠,要忠诚的,只有宪法。国家最高权力在总统手中,但受到国会制约,国家的核心价值是人权或保障人权,所谓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等等,都是为人权而存在的价值。
“核心”的政治意义
1989年6月16日——“六四”事件发生后的第12天——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在会见杨尚昆、万里、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等中共新领导时说:“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这次会议邓小平完成了核心的交接,“钦定”了江泽民为第三代领导核心。
说得通俗一点,核心就是谁说了算,邓小平在世时,邓小平说了算;邓小平授予江泽民以核心地位,他自己就是太上皇。
这种核心极权制度,早在古希腊之时就有过,和平之时,以民主的方式决策,但战争状态中,一切权力均交由军事元首最后决策,因为,如果不能通过集权方式形成快速决定,就会贻误战机。
邓小平在六四之时,看到中共面对学生运动与大规模民主运动时,没有“战斗力”,所以要扶持一个核心政治人物出来,由核心来最终决定对整个党国的生杀予夺。
核心是靠他对党国的贡献,或人格魅力?或党内民主推崇?都不是。邓小平的核心地位,完全靠枪杆子,江泽民之所以能凌驾于胡锦涛十年总书记之上,还是靠他对军队的成功控制。
现在习团队之所以敢于在“江核心”还在世之时号召各地大员向“习中央”效忠,向习近平看齐,并以核心称之,证明习近平已完全掌控了“枪”,枪杆子出政权,枪杆子出核心。
与江泽民不同的是,习近平这次核心的确立,是以各地大员拥戴的方式,而不是由江泽民在某一特定场合“钦定”。其中政治意味,不言自明。
“核心”的历史回顾
我们稍加回顾这种“核心”现象,会发现背后问题严重。也即,无论有无政治核心,都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毛泽东没有被称为核心,但其实他是真正的核心——“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他利用自己的核心地位,利用共产党的力量,挤压、打垮了民主党派,然后又利用自己在国家近乎神圣的地位踢开党委,闹文化大革命,实现了一个人至高无上的精神领袖地位。
他一个人加上中央之外的革命委员会,就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革,造成了国家动乱与罕见的人权灾难,当然他的同志与战友包括习家,也多被迫害与摧残。
邓小平的核心地位,使邓小平可以随心所欲地打击党内外任何政敌,邓的个人威望是一方面,而他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使枪指挥党成为可能,“邓核心”制造的六四灾难至今无法平反或纠错。当然,“毛伟人”的文革灾难也没有从根子上清理,文革的政治迫害方式仍然在继续作祟。
江泽民的核心时代,右手制造“三个代表”,让资本家入党,使中国进入权贵经济模式,左手严打民间信仰者,制造大规模的信仰迫害。
胡锦涛一直没有被核心化,所以“胡时代”没有大规模的动用国家机器制造人权灾难,但相比于毛、邓、江三个核心时代的大规模焦点式作恶,“胡温时代”是散点式的侵犯人权。
权贵经济一旦形成,必广泛地侵犯百姓人权,每年数以十万计百万计的上访、维权案件说明,各级政权普遍地侵犯百姓的经济利益,由于司法控制在各级政府手中,任何不义不公,都无法在当地得到纠正,而当人们借助上访制度与方式之时,又使中共高层面临北京稳定的焦虑,这样各级的截访或将访民进行拘捕、劳改、关进精神病院,维稳经费每年数以千亿,高过军费。
胡锦涛没有成为核心,所以他无法控制整个国家局面。他的上面有精神领袖“江核心”,下面有无数权贵,边上有听“江核心”指挥的枪杆子,所以,不是核心的中共领导人处于被挟持的状态,无所作为。
正是因为无所作为,才有腐败蔓延,才有极端的侵犯公民人权与财产权的事件海量发生。
“习核心”的三条路
毛泽东1945年提出看齐意识,那时是战时状态,邓小平1989年提出政治核心或核心意识,也是基于一种“动乱应急”,它造成的后果,都是军人政治或政治极权。
如果一个政客,前天向“邓核心”表态忠诚,昨天向“江核心”表态忠诚,今天立即向“习核心”表态忠诚,你信吗?这样的忠诚有什么意义?
忠诚只有在局势变局过程中,在自由的选择中才有价值,当习近平已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之时,这种表态忠诚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别人寄附你权势之篱下,只能摧眉折腰,以求平安与利禄。
所以,核心桂冠之于习近平,也许可以为其极权造势,让中共各级大员保持与习的政治一致性,使习的威权达至极权之境。
但我们看到,无论是个人极权,还是多寡头制的分权,对中国社会的危害都是一样的。这是中共政制使然。
当然,极权或确立政治核心,可以让最高统治者更随心所欲,统治者更顺风顺心,但这种顺风顺心是建立在所有官员对核心唯唯喏喏、只有执行不敢反对的不正常的政治状态下。最高核心任何错误,都会被执行、被放大,都可以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与国家人权灾难。
当习近平成为中共最高精神核心之时,习近平或其核心团队应该意识到,谁是“习核心”的监督者与制约者?
摆在“习核心”面前是三条道路:
第一条是还权于民之道(西方模式),让全国人大具有法定的监督中共中央的权利,设立宪法法院,对中共中央违宪具有独立的调查权、监督权与否决权(弹劾权),逐步让中国过渡到宪政民主制度;
第二条道路,新加坡方式,有限开放媒体与党禁,实行强人强权之治,让中共政权长期控制在自己或自己人手中,保证自己的政策长期执行;
第三种方式,就是毛泽东的文革方式(朝鲜模式),进一步封邦锁国,不允许公民社会有任何自由度,党国一体,打压知识分子与民间信仰者、打击或拘捕维权者与申张正义的律师,一切都在党的管治之下、国家警察的监控之下,实行完全的法西斯之治。
习核心面临艰难的选择。
2016年 1月 31日
(责编:叶靖斯)
来源:BBC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