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国维权律师处境及社会转型展望
中国法律界维权律师张凯（左起）、学者王光泽和维权律师江天勇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右）采访。（RFA）
10月23日上午，中国法律界维权律师江天勇、张凯和学者王光泽到访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自由亚洲电台总部。本台记者何平就目前中国维权律师群体的处境和对未来中国法制社会的展望，与三位法律界人士进行了讨论。
记者：“我们今天欢迎三位来自中国的法律界人士：江天勇律师、王光泽先生和张凯律师，做客我们自由亚洲电台。随着中国社会开放程度的加快，普通民众利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这种意识越来越强，但是我们也注意到，随着一些重大的公共事件的发生：类似三鹿毒奶粉事件、四川汶川地震当中的死难学生家长事件、艾滋病感染者、失地农民、被捕藏民、法轮功练习者、家庭教会、暴力计划生育等等，这些公共事件发生生以后，为普通民众提供法律援助的维权律师往往受到中国当局的打压。不单是从中国的执法部门，受到警方国保的威胁和拘押，那么，甚至受到中国的司法部门利用每年的年检作为剥夺维权律师合法执业权的这样的一种手段。就这个问题，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当前中国维权律师群体在中国的处境是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首先我们请教王光泽先生，我们知道您是毕业于河南大学法学院。另外，也又在中国人民大学从事哲学的研究。作为一个对于中国的司法系统和中国社会有深刻洞察的学者，能不能请您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先介绍一下，中国维权律师群体，当前在中国社会的处境和作用是什么呢？
王光泽：“中共执政党在最近若干年将依法治国写入党章和宪法，我觉得这是相对于毛泽东时代那种无法无天的状况是一种非常大的进步，但是呢怎么样把依法治国落实下去，这个就需要法律共同体的一个协同来进行完成。这个法律共同体包括司法系统、立法系统也包括法院、检察院、公安。同时，也包括中国正在成长的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律师群体。就目前来讲，中国的律师群体应该是在14、5万左右。那么，律师具有很强烈的民间色彩，它不属于官方系统，不属于司法系统。所以说律师它是起着一个和民众和官方，一个中间连接点的作用，是一个桥梁的作用。如果这个群体，他们的法律权益、他们的执业权益得不到保障的话，不仅不有助于法律共同体的协同，也非常不利于官民之间的沟通。最近几年出现了维权律师他们正常的合法的这种职执业资格被剥夺，这种情况我觉得是应该引起社会各界和国际社会的警觉。从律师这个角度来讲，他们在介入公民维权，在介入一些群体性事件当中他们起到了一个民众的诉求理性化，法制化，进入这样的一个轨道，如果他们不介入的话，就非常容易使得民众的行动往往会产生非理性的举动，甚至会产生大规模的暴力，所以，律师的介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记者：“那么，蒋江天勇律师由于受理的一些知名的维权案件，我想您的名字在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已经不太陌生了。我想请问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决定从事维权律师这个行业？同时，也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近年来您所受理的一些维权案件的情况？”
江天勇：“作为律师，每个人，我相信都渴望一个真正的一个法制化的环境。那么，有这种理念的律师如果再有一定的社会担当和一定得责任感，一定的勇气，我想他走上这种维权的道路我觉得是一个自然地过程。我本人来说，在平时的工作中对于涉及的基本权利的这样的案件，我采取的是不回避的态度。那么，最终呢显然我所处理的案件里面更多的是一些人权案件，这就使得包括我在内的中国这么一群维权律师受到经常性的这种打压，在一些比较敏感，国际比较关注的案件里面，比如象涉及到藏人的案件、象2008年三鹿奶粉，这样的案件，还有包括宗教信仰自由里面，尤其是我代理的法轮功案件。”
记者：“还有我们注意到您曾经公开呼吁为3.14事件中被捕的藏人提供法律援助。”
江天勇：“对。我们的出发点就是说藏人他应该也是中国公民嘛，他就应该得到中国的法律保障。尤其在这样重大的案件中，举世关注，更应当严格依照中国的宪法和法律确保每一个人的权利得到保障。但是呢我们知道3.14之后，签名的律师确实也是受到很严重的打压。我是2005年开始就受到北京国保警察的跟踪，包括电话的监控，2006年、2008年以至于今年2009年我的家人也受到了不断地骚扰，警察开始在门口站岗。特殊的时期，比如象六四，象中共的重要会议就是不让出门、不让做任何工作。所以，这种现象看来是越来越普遍。到现在为止，全国还有十多位律师的年检都没有通过。在7月9日的时候，北京市司法局在它的官方网站上由一个明确的公告，就是说象我的就给注销了。”
记者：“那么，张凯律师，中国的宪法明文规定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我们知道，您在您的正常从业过程当中呢也受理一些公民信仰自由，有关少数民族维权这方面的案件，那么，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您这方面的经历呢？
张凯：“好的。我们管这样一个群体叫做维权律师，那么我们所介入的领域更多的是人权领域。而人权领域是人的一个最基本的需求。所以，它写到宪法里。我们说宪法是一个根本大法，是一个最高效率的法律。那么，这个宪法上的权力就包括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当一个国家内的民众他们普遍地因为信仰、因为言论而受到压迫的时候，当这个人权律师或者维权律师受到打压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政府非常不理性的一种作法。当我去介入很多案件的时候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就说我们常常解决的不单单是法律问题，还包括在法律上给他希望，在情感上给他慰藉。我代理的维权案件主要有这么几方面：第一就是信仰自由方面。关于中国的家庭教会的维权方面的事情。包括少数民族的案件。有一个比较典型的就是有一个基督徒，维族人叫阿里木江案件，那么，到现在他已经被被非法拘禁将近两年了，但是一直就没有一个任何的结果。我代理这个案件的时候，当我要求会见的时候不允许，等到案件到了检察院的时候，检察院就直接告诉我：‘你不许代理这个案件’。我代理的案件有三鹿奶粉案件，也有部分的法轮功案件，反酷刑的案件。那么，这些案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说它属于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基本的生存权，没有办法得到保障。”
记者：那么，王光泽先生，在中国一再强调向法制社会发展过程当中，目前维权律师群体所出现的这种困境，所受到的打压，它的根源在哪里？
王光泽：“我觉得最关键的根源就在于中国的依法治国的长期的这个国策，和目前现当局的他们这种维稳策略的一种冲突。这个维稳策略实际上是一种短视的一种行为。因为从一个社会正常的一个运作的角度来讲，只有在这个国家的公民的权利得到保障、社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