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坎坷人生
查建英
北京市第二监狱位于北京市近郊的朝阳北路上，一路上看不到任何关于它的标识。监狱离高速公路0.1英里远，途中我得不断提醒司机留意靠左边的路口 ——它很容易被忽略。车拐过岔道，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扇镶白色弓形边框的深褐色大铁门，然后就看见手握长枪的站岗警卫。为确保最大程度的安全，监狱高高的围墙上被盘上了铁丝电网。在大门隔壁的等候室里，我把自己的钱包和手机放进一个带锁的储物箱，然后出示文件，等待传唤。警卫确认了我的身份，但仍然与我保持一定距离。我将要探视的，是我的哥哥查建国。当年，他作为民主运动激进分子以 “分裂国家罪”被判处九年有期徒刑。
建国是在1999年的夏天捕入狱的，我清楚地记得当我得知这一消息时的情形：当时我正在位于蒙特利尔郊区一个朋友家中坐客，在他们家的厨房里，我一边喝着现磨的咖啡，一边浏览当地报纸上的一个头条：据称中国刚刚发射的测试导弹射程可达到阿拉斯加。在报纸的最后一个版面里，我看见了关于建国的审理报道。我感到一阵突如奇来的惊讶和愤怒，但作为妹妹，我深为建国的行为而骄傲：建国和与他一样胸怀自由和平的同志们颠覆性地组建了一个反对党派 ——中国民主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人敢冒大不韪，公开登记成立独立自主的政党。现在，他们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入狱的代价。
七年前，建国刚刚入狱时探视相当困难，每次我都必须申请一个特别许可。而且在整个探视过程中，我们一直被两三个警卫看守，其中还包括一位专门负责监管 “特别”囚犯的政府官员。在最初的两年里，发生在建国身上的变化令我震惊。这些震惊不只来源于他的难看的“犯人头” 和布料粗糙的灰底白色条纹棉线囚衣。他眼睛发炎化脓，手脸浮仲，指甲呈紫色，严重循环系统紊乱，营养不良。我们面对面坐在厚厚的树脂玻璃板两边通过电话听筒交谈，那东西呈屎黄色，看上去像给小孩玩的玩具电话。在那段狗日的日子里，我们的交流充满了紧迫的压力和危机感。几次探视后，我见到了监狱长，他是个热心的年青人。（ “你不会是想见到个一脸菜色、长着獠牙的怪物吧？” 他笑着对我说。）我们谈了很多关于建国的健康问题。几星期里，他答应了我两个重要请求。建国在重兵押送下离开监狱到一所条件不错的市立医院就医，并在那儿接受了全面的身体检查。虽后，他被转出原来那个关着11个杀人犯的嘈杂牢房，关进一个不那么拥挤，环境稍好一点的囚室。
四年前我回到北京，为中文杂志撰稿，并在一所学术机构从事研究工作。去北京第二监狱探望建国成了我每个月的日常事务。我会尝试着与政府官员进行“书桌对话”，以便可以把一些阅读资料交给我要探视的人。但是他们以“不适宜”为由拒绝了我的请求。任何与政治有关的物品都被拒绝，即使只是一本瓦茨拉夫•哈维尔（作家、剧作家、后极权政治的反对派，捷克共和国前总统）的散文集，事实上他们对哈维尔的认识仅仅局限于一个政见危险的异国首脑。
接待室实际上是一个空旷整洁的大房子，视界开阔，房子里沿着玻璃隔离板安放着几排天蓝色的塑料椅子。往窗外看去，被修葺良好的花园里两个心形花簇格外刺眼；再往远，是一排灰白的混凝土建筑，那里是囚徒们每天生活工作的地方 ——牢房。（他们被允许每个星期放两次风，可以做两个小时的户外活动。）你甚至可以看见看守头儿押着犯人一字排开，从牢房中走进接待室。
这些天，他们对我像换了一个人，尽管我和建国的对话仍然被监听，但负责看守的警卫似乎早已对我们失去了兴趣，一副爱理不理。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兄妹俩常常会像很久不见的老友一样聊到忘我。我们从建国的身体健康、生活环境谈起，聊到家人朋友的近况，聊到他最近读到的书或者外面正在发生的事，比如伊拉克战争、 2008北京奥运会的筹备。有时我们甚至会小心谨慎地交流对中国政治现状的看法。最后，我会为他列出一个购物单。监狱允许犯人每月拥有80块钱（大约十美元）的零用钱以及由家属从监狱商店买来的150块钱的额外食品。据说这是出于安全考虑，但事实上这一制度为监狱的收入提供了一个不错的来源。建国常会要我替他买一盒饼干。同室的狱友是一个“台湾间谍”，判了十年，建国跟他学会了英文。那人入狱后，妻子就离开了他，也从没有人来探视他。我知道，一定是他喜欢饼干。
在建国入狱的前几年里，我总是会问他是否被殴打过，有没有受到任何形式的伤害。“我和所有看守关系都处得很好。” 他会这样对我说。“他们只是服从命令，但他们都知道我为什么被抓进来的，从没有人碰过我。狱友们倒是经常打架，但他们都不跟我起冲突。他们都很尊重我。”建国说如果在审讯中狱卒把他定位成一个“犯人”，他会立刻拒绝回答问题，这时，狱卒也会纠正自己的措词。建国对这个称谓的反对十分坚决，他认为自己没有犯罪。另外，建国还拒绝参加他所在小队所有人都必须参加的体力劳动，他不愿意干那些诸如包装一次性筷子之类的无聊工作。
一个好朋友告诉我，建国可以通过医疗假释的方式到国外去。我问了建国好多次，他总是拒绝。他坚持，“除非我的自由权利得到证实，否则我不会离开中国。”我没有再问建国曾多次提及的“天安门事件”后流亡海外的政见不同者在海外的艰难处境，他们早已丢失了自己的政治效力。建国说，“一旦他们离开了中国的土地，他们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将被减弱，他们的发言也不再将被重视。”他的坚持已经近乎偏执，难道困身于斗室，九年不见天日，亲戚朋友甚至都不知道你尚在人间，这样的事实就能行使你的政治效能吗？
这些话，我终于没忍心说出口。中国大陆的媒体没有关于1999年C.D.P事件的报道，所以在中国很少有人知道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只是在国外有一些相关报道和一些来自民权组织抗议的声音。但是这次事件很快被随后而来的***事件掩盖，而作为事件的主角之一，建国在经历了长达八年的牢狱之苦后已然被历史忘记了，尽管他还是一如既往的无悔与决然。
建国是我父亲跟他前妻的大儿子，他七岁时父亲与他母亲离婚并我妈妈结合。虽然离婚后建国就跟着父亲和我们生活在了一起，但将近八年童年记忆的空缺使得我对小时候的他并没有多少映象。那时，他读寄宿学校，只在礼拜天回家。他身材颀长瘦削，沉默寡言，像个外人一样游走在我们生活的边缘。
在那个年代的中国，离婚并不多见，毫无疑问，这样的经历为建国的少年时代平添了一丝阴影。我妈妈回忆说，每个建国回家住的晚上，她都能听见他被子里隐隐的抽噎声。后来在建国从监狱写来的信中，他说，那时每个周末就如同去拜访一个陌生人的家。他觉得自己就像《红楼梦》里那个父母双亡，寄人篱下的小姑娘黛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