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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亚峰等:中国民主化的转型模式研讨会纪要

时间:2009-09-09 00:00 作者: 来源: 本站 浏览: 我要评论 字号:

 

中国民主化的转型模式研讨会纪要


   2009年6月19日,中福圣山研究所举办“中国民主化的转型模式研讨会“。来北京民主、宪政学界及法律实务界的2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整个过程持续近四个小时。以下是会议发言的录音整理。

范亚峰:

今天很高兴能召开以李凡老师的著作《中国民主的前沿探索》为专题的研讨会。过去很多年当中,对于中国社会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看到从2000年以来民间力量的迅速崛起。在1989年六四过去20周年之后,迅速出现几个重大的事件:一个是邓玉娇案件获得重要突破;一个是江西南昌南康的污染,通过抗争、政府迅速做出让步;第三个是绿坝软件事件政府也做出很大的让步。我们看见中国各方面的时局进入一个迅速的变化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下,1993年李凡教授创办的“世界与中国研究所”,以及同一年创办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在15周年的时候出版了18本书,现在有21本书。其中,我认为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的就是这本《中国民主的前沿探索》。应该说,在我长期以来对中国宪政转型的研究中,这么书给了我巨大的启发。因着这样的缘故,我们召开以这本书为契机的专门研讨会,我们相信这样的研讨会对于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来说是一次重要的理论实践。

今天的会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三位主题发言人和三位评议人的发言;第二个阶段是嘉宾自由讨论的阶段。

丁谷泉:

我的发言是就李凡老师《中国民主前沿探索》所做的一个读书笔记。

19世纪,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考察了美国的民主制度之后,他认为说“企图阻止民主就是抗拒上帝的意志,各个民族只有顺应上苍给他们安排的社会情况。”

20世纪末,亨廷顿教授在《第三波》一书中总结了20世纪在世界范围内民主政治发展的三波浪潮,尤其是以1974年葡萄牙的“尉官运动”为序幕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卷南欧、非洲、拉美、前苏联和东欧以及亚洲的部分地区,使得民主化成为了世界性的潮流,不民主的国家越来越孤立了。

然而,中国能抗拒了这股民主化的潮流吗?民主曾经被毛泽东视为打破中国兴亡周期律的新路,然而在中国近来的社会政治实践中,中国政府对于民主却是十分的排斥,以中国特色的民主来抗拒民主化的进程使得对于中国的民主问题的探讨变的更加复杂。在此背景下,一直关注中国基层民主发展的李凡教授与他所创办的世界与中国研究所08年出版的《中国民主的前沿探索》(以下简称《前言探索》)一书对于我们更加清晰的把握和分析中国的民主发展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思考和探索。

一、民主与民主化

在探讨中国的民主之前,李凡教授首先区分了民主与民主化的概念。前者强调的民主的内涵和标准,后者强调民主的动态实现过程。民主化的路径又分为西方民主国家的自发性民主和后发国家民主化。后发国家民主化一般包括威权政体的解体、民主政体的建立、民主的巩固与持久这三个阶段。

中国究竟有没有民主,如果按照西方民主理论的定义来套的话,中国是不民主的。至于中国有没有开始民主化的进程,不同学者看法不一。《前沿探索》从实践出发探讨了中国的民主,将中国式的民主的内涵概括为三个要义。第一个是自由。第二个是包括自由和公平的选举。第三个是公平、正义的程序。这三个要义也是衡量中国民主的标准。只要事件的发展符合这样的三个要义中的一个,就是走向民主和有民主倾向的实践。这个中国式民主的定义与西方民主理论中的自由民主的定义是一致的。自由民主是对熊彼特的选举民主的定义的扩展,自由民主国家不仅仅举行选举,还强调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保护,包括对少数人权利的保护,它也强调权力的制衡与法治。

但是,毕竟中国现在还不是西方自由民主政体,中国还属于威权政体,《前沿探索》认为在中国的民主化转型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一种极权统治或者说刚性的威权主义过渡到软性的威权主义。第二个阶段是从软性的威权主义转向民主政治。以法律转型来说,由人治向法制的转变属于第一阶段;从法制向法治的转变是第二个阶段。因此,若直接以西方自由民主理论来理解中国的民主,也就很难衡量由刚性威权主义向软性威权主义转化过程中的民主化倾向。以选举为例,虽然中国开始了基层选举的实践,但是无论是从选举的法律、程序来说与自由而公平的选举都存在很大的距离。因此,即使按照选举民主的定义来说,中国的基层选举与民主的距离仍然是很远的,但是,因基层选举而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使选举有法可依,这样由人治向法制转化本身也是促进中国的民主发展的。因此,《前沿探索》认为用中国的民主化来谈论中国民主是更现实的。

因此,考察民主化相关的一些变量,分析对于促进民主化的进程有积极作用的相关因素对于理解中国式的民主是很有必要的。《前沿探索》重点研究了几个影响中国民主发展的重要的长期因素,主要是经济、文化和外来影响三个方面。

关于中国的民主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前沿探索》进行了多层次的分析。从宏观层面讲,以市场经济改革为基础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三个结果。第一个就是社会自由的出现。而“这个自由化过程的出现是民主化发展的基础,它的出现会带来民主化的发展,而且会伴随着民主化一起发展。”第二个是公民社会的孕育和发展,这是体制外促进中国民主化的因素。第三个是上层精英达成了一个共识,即寻求治理改革。这种出于经济发展这种政绩合法性维护的目的而寻求政治体制改革则形成了体制内的变革压力。因此,从宏观角度看,经济发展与中国民主化发展存在正相关关系。

但是,从民主实践的区域层面分析,又发现了另一种现实:“区域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并不是绝对的正相关关系。”这是因为二者之间还存在着一些中间变量,比如国家政府和政治精英的态度、民众政治参与的热情和理性化、政府和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从中国民主实践的动力来讲,一方面来源于政府出于其实用和工具理性的价值而采取的政策推动;另一方面来源于公众对于自由和权利的追求。

关于中国文化与民主的关系,《前沿探索》认为,“中国文化的世俗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特性,使得中国的文化对于民主在中国的出现和发展具有相当大的包容性。”虽然,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于中国民主化的发展既有好的作用,也有不利的因素,但是,使中国文化与民主相融合是可能的。不仅如此,当今社会政治的变化也正在改变和更新中国的传统文化。比如,基层选举制度的改革对于官员行为文化的改变;以各样NGO组织为代表的社会中间层的出现对于老百姓政治观念的转变;对外开放以及文化社会多元结构对于传统文化的影响。在文化多样性方面,《前沿探索》也肯定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对于中国民主化将产生很大的正面影响。

而关于中国民主化的发展的外来影响包括国际民主发展对于中国的压力,台湾和香港的影响,以及包括美国和欧盟、国际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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