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战略分析智库
关于中美关系及人类前景的宣言
2021年1月1日，纽约
2021年是中国辛亥革命110周年，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100多年来，中国走过了极不平坦的路，其建设现代文明的国家使命至今仍未完成。
2021年也是美国介入东亚事务、促成《九国公约》之华盛顿会议100周年，是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为中美重新握手创造条件50周年。
而今，冷战结束，中国崛起，中美关系面临新的挑战。挑战既是意识形态的，又是民族国家的，且二者相互缠绕，复杂而冷峻。新冠疫情肆虐，中美关系再添变数。不少人相信，不同于过去的“接触”、“联姻”与合作，对抗将是中美关系未来演化的大趋势。美国政界中的一些鹰派人士和反共的中国民主运动激进分子尤其欢迎这种对抗，期盼它将给中国共产党“最后的一击”。
中国战略分析智库不赞成这样的立场。本智库以宪政自由主义为底色，以促进中国民主化为使命，然而，我们认为，基于中美两国国力对比的变化，基于国与国关系之政治哲学基础的重新反省，基于自然界施加给人类的诸多限制和人类面临的生态方面之共同危局，中美对抗已经不合时宜，它不仅不利于两个国家的发展，不利于中国的民主转型，更和未来的人类福祉相冲突。有原则的合作才是两国今后应该努力的方向。
为了充分阐释其中道理，提醒两国政治家理解中美两国的真实状况及其逻辑衍生背景，厘定处理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及合理边界，本智库特发表宣言如下：
一
中国是一个有数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1500年以降，其文明的老化凸显，进入19世纪后更是遭遇近代欧洲文明的强烈挑战。鸦片战争标志着两种文明的首次冲突，也给中国人告别前现代、迈入现代社会提供了机会。可惜清朝统治者囿于过时的“天朝”心态和狭隘的“部族”私利在在延误与现代世界接轨，俄日英法等新老列强恰在此时乘虚而入，朝贡体系崩溃，中国几乎陷于任列强宰割、国将不国的极度衰微之境。由此，中国人面临不得不完成的两大历史任务：其一，建设一个独立自主、统一而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以洗去国耻、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请注意：民族国家在这里并非意味着汉民族单一国家，而是汉藏满蒙维并存的多民族国家）；其二，建设一个优良的宪政民主体制以推动民族国家建设，同时完成从前现代皇权专制向现代立宪民主制度的伟大转型。这两大历史任务，曾是晚清到民国几代先贤的共识，无论他们憧憬的现代制度转换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民国建立后，中国也曾有过两次在权威主义框架内实现政治现代化的机会：一次是袁世凯，本来可能籍清廷和平退场、南北终告统一而重振国势，扫除积弊，徐图建设民主政治，却因《临时约法》定位错误、宋教仁被暗杀、孙文二次革命再造分裂、袁世凯本人复辟称帝而彻底告黄；再一次是蒋中正，南京政府在三民主义“党治”和“训政”架构内推进民族国家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以“还政于民”之“宪政”为目标，方案清晰合理，却因遭遇外敌入侵、中国共产党又借势崛起而最终功亏一篑。
美国则完全是另一个类型：自独立建国、费城制宪，这个年轻的国家以上帝选民自命，要成为人类自由灯塔，宗教使命感强烈；又继承大英帝国的贸易帝国主义传统，在美洲以外扩展其国家利益，此二者构成颇具张力的美国国家定位的两个基准点。19世纪中叶，美国像英国打开中国市场那样，用强权打开日本市场，迫使日本从“攘夷”走向“开国”；而在日本迅速崛起，成为东亚征服之新星时，美国又借助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的华盛顿会议遏制日本的扩张势头，并在山东问题上还中国以公道。从一战终结、威尔逊总统提出14点和平倡议以来，美国外交中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一直相映成趣，它们分别代表着这个国家精神的与世俗利益的两个层面。而就中美关系言，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对中国一直是友好的，美国同情中国的遭遇，在很多国际场合为中国主持公道。美国首倡退还庚子赔款用于支持中国办大学、办医院，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就是这样创办起来的，它构成中国最著名的大学之一清华大学的前身，北京协和医院亦是庚子赔款的产物。美国也寄望中国建设起现代民主政体。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马歇尔对国共两党的调停、希望促成两党联合政府之建立即为鲜明的例子，而马歇尔的失败则证明了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对美国人而言仍然是一座高山。
二
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终结了国民党建设宪政国家的努力，从中国政治现代化大逻辑看，这是现代中国历史演变中的巨大扭曲。共产国际和中共的激进阶级斗争纲领曾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建政后毛泽东推行的同样激进的经济社会政策制造了大批“阶级敌人”，中国距离自由民主似乎更加遥远。但迄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余年，又是中国近代以来绝无仅有的长期和平无战乱年代，且中国共产党执政者为建设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一直不遗余力。毛泽东无视常识和经济科学的“大跃进”导致大饥荒，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乃和平年代共产党制造的最大人间惨剧，但这个事实并没有否认毛本来想以“赶超”形式实现富国强兵的勃勃雄心。文化大革命以挑战人性为能事，否定利益驱动乃人类生产之基本动因，却同样没有否定现代化建设目标本身，只不过以反现代形式推进现代化而已。中国的“两弹一星”即毛时代器物现代化建设成就之标志。邓小平汲取文革教训，推动改革开放，承认市场经济，中国民族国家建设获得迅猛发展；然邓承毛统，“共产党领导”仍然不容丝毫挑战，虽有1980年代体制内外争取自由和民主的多次努力，均被保守的中共元老势力所扼杀。中国两大历史任务，终毛邓两朝，一直处于分裂状态矣！
而这个时段内的中美关系，经历了从相互为敌到握手言和的转变。中美之为敌，乃冷战之产物。1950年爆发的韩战让中美两国军人直接对抗于朝鲜战场，此后20年，两国关系一直处于冰川谷底。直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因中苏闹翻、急于摆脱两面作战之窘境，有了和美之需求；美国亦因深陷越战困顿需中国帮忙、且有意分化两大共产国家而决意向北京招手。这就有了1971年的基辛格秘密访华和1972年尼克松总统的“破冰之旅”。文革结束后，1979年邓小平正式访美，奠定“中国开放主要是向美国开放”之格局，两国关系进入“蜜月”。中国需要美国的技术、美国的管理以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美国需要中国制衡苏联，也希望中国籍经济发展而政治进步。甚至中国发生1989年天安门事件这样惊天动地、骇人听闻的变局，老布什总统仍派出他的特别助理秘密访问北京以为沟通。冷战结束，苏联不再，美国仍然保持对中国的“接触”，有白宫的战略考量，也有华尔街的经济压力。美国不但宣布对华最惠国待遇与人权脱钩从而放弃对中国的制裁（1994年），而且支持中国加入WTO（2001年）。市场经济唤醒了无数中国人的发财渴望，融入全球化又给中国经济腾飞增添了双翼，到2010年，中国GDP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三
今日中国与100年前相比，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两大历史任务的第一个方面，中国有了足以自豪的成绩：它不再是“东亚病夫”——那个任列强宰割的衰微破败的国家，而一跃为西方公众眼中的世界强国。它已经有4亿人口过上了中产或中产以上比较体面的生活，另外10亿人也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它的高铁、高速公路系统纵贯南北东西，里程高居世界之首。它不但是“世界工厂”，而且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制造业产业体系和全球最大的市场。它正在建设强大的蓝水海军，自从郑和下西洋成为绝响，中国人再做这样的海军梦已经相隔600年。它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性能优异，足以媲美长期独占鳌头的美国GPS。它也实现了登陆月球，甚至向更加遥远的火星进军。如此等等。然而，中国仍然是共产党一党专权的专制政体。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掌权时期，民间要求民主化的呼声此伏彼起，2008年还有《零八宪章》横空出世，但均未得到当政者的善意回应。自习近平执政以来的这些年，中共对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的打压更趋严厉。它发明了一套严密有序、疏而不漏、实施有效的互联网管制系统。它仍然采用文革方式大搞个人崇拜，对最高领导人歌功颂德。它控制大学教育、垄断对历史的解释权、压制公民社会的发展。它把所有媒体都变成“党的喉舌”。它借助现代大数据技术营造全民监控体系。它把这套体系用于抗击新冠疫情获得非凡成功，便马上夸口这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两大历史任务结果之间的分裂式并存，乃是当今中国最为吊诡的景观。对外，北京正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进入世界舞台中央”，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成就正在成为中国共产党对外输出“中国模式”的根据和武器。这个“红色帝国”不再寄望推动毛泽东式的世界革命，但确实冀图扩大对全球的影响，并把它的触角延伸到遥远的非洲大陆乃至拉丁美洲。它的那套以儒家伦理为基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说辞，力图把自己描绘为美国式霸权的替代物，它要用这样的“价值观外交”占据国际交往领域的道德高地。
那么美国呢？冷战结束，苏联解体，美国一枝独秀，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和最强大的民主国家，人类前景似乎一片光明。然俄罗斯、中国在各自的轨道上重新崛起，美国却因“9.11”陷入反恐泥潭，长期纠缠于阿富汗、伊拉克战事或战后重建不得脱身，这让美国充满焦虑。更麻烦的是，2016年唐纳德·川普先生当选美国总统，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全无价值关怀的总统，又是历史上少见的如此自私、自恋而任性的总统。在不到4年时间里，川普以“美国优先”为名，迅速使这个国家重回丛林世界，美国民主则黯然失色。美国的一系列“退群”行动，凸显川普政府对全球公共事务的冷漠、不负责任，这让它的传统盟友都大为惊骇。川普总统以提高关税为武器对北京发动贸易战，根据的是荒唐而奇怪的川普式逻辑（贸易逆差意味着美国“吃亏”）。倒是他的鹰派同僚——副总统彭斯和国务卿蓬佩奥——警醒到北京的威胁而重新吹响意识形态冷战的号角。新冠疫情发生，美国应对不力，川普和共和党推出一系列“甩锅”行动，试图让中国/中共承担罪责。在重重打击下，中美关系迅速落入谷底，从朋友再次变为敌人。对抗正在成为两国关系的主旋律。
四
然而，我们又何以理解这样的“对抗”？“对抗”真的会有结果么？
从表面看，无论彭斯、蓬佩奥的演讲还是美国国会通过的针对台湾、香港、新疆问题的法案，美国打击中共专制，均显得道义满满，蓬佩奥甚至呼吁区分中共和中国人民，似乎美国在高擎自由民主大旗而继续人类自由的事业。然而，川普政府的行为还是有着太深的丛林烙印，它的对中国高科技企业如华为、字节跳动、腾讯等公司的打压，虽然以“国家安全”为名，却在在显示是“老大”容不得“老二”与自己比肩。已经辉煌了100年的美国常常显露骄态，对别人的反超充满自然而生的敌意。所以，美国的行为是复杂的，在川普总统任内，美国传统的民主价值观立场与“美国优先”之现实政策考量间的纠缠，重燃自由灯塔的渴望（让我们假设彭斯等人的演讲表达这样的渴望）和地缘政治层面对新崛起强权的担忧竟如此交错地缠绕在一起，让人怀疑美国出台的新政策究竟是传统“美国精神”的延续，还是基于自私的民族国家利益，甚或仅仅是一个不靠谱的总统的歇斯底里。当然，拜登先生已经当选新一届美国总统，谢天谢地！我们期待美国政治会有一个大的改观。
中国方面同样复杂。中国是民族国家与党国政体的捆绑体，北京对华盛顿挑战的反制，固然首先是为了中共政权的自保，但由于中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者，来自外部的对中共政权的威胁又可以解读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威胁。事实上，中南海正是这样向14亿国民宣导这种威胁的，而且，由于美国行为中包含的丛林属性，这样的解释并不全错。站在宪政自由主义立场，我们反对中共把政权利益包装为民族国家利益、甚至为了政权利益不惜损害民族国家利益，但我们也同时承认，在一个新丛林世界中，中共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者，客观上的确承担着捍卫中国民族国家利益的责任，且当它履行这样的责任时，理当受到全国民众的拥护。历史上常有这样的情形：当遭遇外部挑战时，政权作为民族国家利益守卫者的身份会凸显，政权的政体性质本身倒往往会淡化，退居为次。
而无论美中之间的对抗是意识形态的民主对专制，还是修昔底德意义上的“老大”对“老二”，还是二者兼而有之，我们都必须追问：这样的对抗会有结果么？中国今天的GDP大约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二，未来5年（最多不超过10年）有望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中国的综合国力固然仍远逊于美国，但进一步缩小这个差距将是今后的大趋势。考虑到这个事实，问题更精确的提法应该是：美国尚有能力达到打压中国/中共、遏制中国发展或红色帝国崛起的目标么？可以说，以中国今天的体量和中美相对实力的消长，就便美国完全出于捍卫民主的决心和“拯救”中国的善意，它的经济打压、技术封锁、外交围堵、军事恐吓也已经不足以遏制中国/中共，在很多场合很可能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甚至“杀敌八百自损一千”，更何况往昔的自由灯塔正在暗淡，美国行为中的丛林要素会大大降低甚至完全抵消其道义含量。中国固然仍然是共产党在统治，但来自外部的丛林式打压反倒会激发中国民众的爱国情感，给执政者提供绝佳机会实现民族主义动员。中国的百年国耻此时恰好派上用场，“民族复兴”的口号不但会提升统治者的执政合法性，而且由此凝聚的民族力量将大大提高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整体抗打击水平。可以断言：中美两国对抗，不会有结果，不会有赢家，只会两败俱伤。贸易战升级、经济脱钩、金融脱钩、军备竞赛……，两国尽可以这样玩下去，但最终美国打不垮中共更打不垮中国，中共也同样摧毁不了美国。然而，两国将有多少资源被用于这样的相互防范、相互打击呢？世界又有多少资源被直接间接地卷入中美两国这种相互恶斗呢？它将是一个无法计算的数字！
五
更大的问题是，人类面临的生态危局已经不允许中美两国如此对抗下去。
50年前，罗马俱乐部就撰写过《增长的极限》研究报告，对全球问题提出警示。半个世纪的发展证明科学家们的悲观预言正在变成现实。人类无节制的生产和消费对环境造成巨大破坏，已经产生越来越严重的后果。温室效应加剧，南北极冰川融化，极端气候频频，大批动植物灭绝或濒临灭绝，人类自身的生存也面临末日威胁。能够拯救地球、拯救人类的只有人类自己。但大国政治家们似乎对此出奇地迟钝。他们仍在斤斤计较各自得失，醉心于彼此争斗中各自民族国家自私的算计。你可以说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们代表各国利益，当然没有科学家来得潇洒、超脱；但这也恰恰证明政治家和外交政客体现人类的动物本性，而人类若不能超越这种动物本性，人类绝对不会有未来。
美中两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自然担负着保卫地球的重大责任。在人类面临的共同生态危局面前，所有意识形态对立、民族国家对立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若海平面继续升高，用不了50年或100年，上海和纽约的大片地区都将被淹没，而不管它是中国的还是美国的，也不管它姓“社”还是姓“资”。美国虽然极富自然禀赋，怀俄明等内陆州仍然有着大片未开发的处女地，远不像中国人多地少，不得不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但美国照样不能免去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威胁，频繁的东南沿海飓风和肆虐的加州山火就是明证。在如此背景下，包括美中在内的世界各大国还要拿出巨额资金生产军火，且在彼此竞争中恶性提升，难道还有比这更愚蠢的自杀行为么？这些钱用于改善环境、消灭饥荒、抗拒共同的公共卫生灾难（就像此次新冠重疫），难道不更好么？克制人类的动物本性，超越丛林世界的狭隘视野，处理好人类自身的问题，才是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前提。
六
简言之，中美应该合作，而不是对抗。这不但是中美两国之所需，也是世界之所需，人类之所需。当然，合作应该是有原则的，所谓“原则”是指：不回避两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深刻差别乃至对立，而又对各自合理的民族国家利益予以充分尊重。在事关人类福祉的全球公共事务领域，中美两国则应竭诚合作，承担责无旁贷之大国担当。
中美合作从何做起？台湾。
台湾问题本是70年前国共内战的遗产，又因为冷战成为中美关系之焦点。两岸问题当然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蕴含：专制的大陆对民主的台湾，让自由世界自然站在台湾一边。但两岸问题同时又是中国民族国家建构必须面对的主题：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不可能容忍它的一部分永久处于分离、分裂状态，特别是考虑到这个部分在很长时间内曾被屈辱地割让给外国。1979年中美建交时美方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美国国会又通过《对台湾关系法》重申对台湾的价值承诺。近年来，随着中美两国实力的消长和地缘冲突的加剧，台湾问题越益复杂化乃至异质化。对华盛顿而言，台湾固然还是华人民主的象征应予保护（至少理论上），但在与中国的“修昔底德冲突”（“老大”遏制“老二”）中，台湾的地缘战略价值也在凸显。对北京而言，收回台湾固然有利于党国政体安全，同时乃中华民族完成统一、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然之举，且恰恰因为来自美国的围堵加剧而必须加快部署，才能撕开、破解美国的战略包围。目前台湾海峡的军事紧张就是在这种恶性互动中形成的，它正在成为中美冲突的热点。
按照民族国家间相处惯例，美国海空军对台湾海峡对岸中国大陆的抵近侦察是过分的，不会被任何一个大国所接受。美国在日本、韩国驻军始于冷战年代，本为对付苏联，如今却成了围堵中国的现成利器。美国也在加紧构筑美日澳印“四国联盟”，试图在更广阔的印太范围内“抗拒中国扩张”。作为回应，北京势必加强与莫斯科的同盟关系，同时与伊朗联手，还要巩固南中国海的岛礁建设，以保护海上石油通道的安全。在这个大棋局中，台湾对博弈双方都是关键点。然而这样斗下去，不但依然无解（如上述），而且台湾势必成为双方恶斗的牺牲品。美国至今没有表示两岸军事冲突时会出兵相助台湾而刻意保持所谓“战略模糊”，这是因为美国军方清楚知道在中国家门口打仗，美军已经没有必胜的把握；但美国又在向台湾出售大量先进武器，试图把台湾变成对抗中国大陆的武装堡垒。这是极不负责任的。即便是为了台湾民主，这样的政策也只会把台湾2300万人民置于危险之中。
到了改变这种可怕现实的时候了。美国停止对中国大陆的抵近侦察、减少乃至停止对台湾的军售、改变沿“第一岛链”对中国围堵的传统政策，台湾反而更安全。美国应该认识到，即便根据大国博弈的现实主义规则或传统，力量接近的大国之间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也是在所难免之事，更何况人类面临的共同生态危局，让这样的平衡观念都显得过时而落伍，遑论非要争个子丑寅卯、你输我赢？美国不再武装台湾或在某种意义上“放弃”台湾，美国军事力量远离中国家门口，将彰显美国对另一个大国的尊重，可能构成两国合作的真正开始。而且，从中国民主转型角度看，外部越不安全，内部就越要控制；外部安全了，内部的变化反而容易发生。
就中国人来说，两岸统一乃大势所趋。我们主张两岸就统一问题进行真诚对话，找到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制度安排。站在宪政自由主义立场，我们当然希望两岸统一于民主；一时做不到，则退而求其次，台湾并入祖国大陆而留其制，乃应保之目标。而保留台湾民主体制，统一只能“和统”而非“武统”，“武统”结果，必一国一制，实质而非形式。更重要者，“武统”，兄弟相残，生灵涂炭，须尽力避免。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其民族国家建设成功先于民主政治建设成功，乃台湾不得不面临今日之吊诡的原因。但势已至此，只能因势利导。我们希望中共在处理两岸统一上，表现出历史的大度。我们也相信，中国两大历史任务会随着时代发展而终将汇流。在这个问题上，两岸的政治家、民主事业追求者都应该有大眼界、大格局。
七
民主乃人类未竟之事业。民主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对中美两国来说，在当下及未来一段时间，它们有各自不同的难题需要攻克。
中国民主化的目标是终结公共权力由单一政治集团垄断的不合理架构，这一点依然如故。在中国民族国家建设已经取得历史性成就基础上，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没有理由再拖延下去。诚然，中国民主化的条件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中国民主转型将在一个日益走向富裕、整个社会越来越中产化的背景下发生，而不再是经济危机或崩溃的产物。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渴望的不断满足，人民会生发出更多权利意识，要做更有尊严、更多参与政治和公共事务的公民。网络时代也为公民参政提供了全新的技术手段。事实上，40年改革开放已经积累了巨大的民间民主化潜能，各级政府推出的法治化举措有很多恰恰是民间压力或政治反对派长期呼吁、不懈抗争的结果。像中国这样的超大型国家，民主转型不会一蹴而就，但也不可能长期搁置。我们希望已经100岁的中共认清未来大势，克服权力的傲慢和既得利益羁绊，要认识到，放弃公权力垄断这一步是早晚要迈出的。中国共产党在建设中国民族国家方面做出巨大努力，有历史贡献，这一点人民不会忘记。但中国共产党长期霸住公权力不放，不管以什么名义，仍然是前现代打江山坐江山的传统逻辑，是不符合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准则的。中国的两大历史任务必将汇流，被扭曲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必将矫正。所需者勇气、时间也。我们相信，中共党内不乏有识之士，民间追求自由民主的努力更是一代接一代，薪火相传。困难与克服困难的条件、解决问题的努力，永远是并配而行的。为了中国的未来，我们愿意与体制内外的同道共勉。
新疆、西藏在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和国家安全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点无论今日中国还是民主化以后的中国，都是一样的。恰恰因此，我们要重申对北京的批评，北京以反恐、反“极端化”为名对维族兄弟姐妹的打压、监禁不是在维护国家安全，却是在损害国家安全，因为对人权的不尊重势必造成少数民族的离心倾向，其影响不幸而深远。我们认为，中央政府必须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民族地区的区域自治权利和宗教自由权利，此乃保证民族地区长治久安的根本之策。中央政府应重新启动和达赖喇嘛的对话，流亡藏人的“中间道路”诉求温和而理性，北京应予认真对待。尊重民族地区的语言、宗教和文化遗产尤其具有重要意义，语言是一个民族的根，推广国家通用语言和呵护、传承民族语言应并行不悖。晚清官员推行以汉化为中心的藏务改革遭到失败，历史的教训值得汲取。香港是中国的明珠。保护香港的国际贸易自由港地位、维持香港经济的长期繁荣同样是重要的，而保持香港繁荣的根本前提是稳定香港民心、落实香港法治、兑现中央政府对港人的双普选承诺。提升国家安全的努力不应造成香港的恐惧气氛，更不应成为扼杀一切批评声音的借口。在中美对峙减轻、家门口的威胁减少后，相对宽松的内外环境应该有助于提升执政者的安全感，有助于体制内外合作，有助于政治改革和民主转型的启动。无论早或晚，这一天终究是会到来的。
中国的民主化是人类在更高水平建设共同家园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民主化关乎中国，也关乎世界。未来的中国民主体制，不会是对任何国家的简单模仿，而一定出于中国社会自身的需要，但我们会认真研究各国宪政的宝贵经验，也汲取其教训。中国民主事业的追求者欢迎全世界的有识之士、各国政府和NGO组织支持中国的人权事业，对中国人民争取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宗教自由的斗争给予道义声援，这种声援超越主权边界，是公共理性在人类整体水平的生动体现。
八
美国是具有伟大自由传统的国家。在过去10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为促进人类进步做出巨大贡献。然而，近年来美国民主发生的倒退，令人痛心。让自由灯塔重放光芒，美国需要从检讨民主体制自身缺失、反思美国社会现存问题入手。今日美国分裂，绝非川普总统一人之过。有观察家言：美国的问题不在川普，而在“川粉”。那么“川粉”又是如何炼成的？这就涉及40年来美国贫富差距的拉大、社会不平等问题的凸显，种族冲突、移民冲突、右翼极端群体的出现等都是其结果或副产品。在政治结构方面，川普当选及在任的4年，暴露出美国选举制度、两党制度、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制衡体制中的一些内在缺陷。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政治素人”川普竟然把共和党改造成“川普党”，共和、民主两党基于党派利益的两极化恶斗则令立法机构对行政机构的制衡几近失灵。此次美国大选、总统换届中凸显的宪政危机，让人们深感美国民主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包括最高法院在内的美国各级司法机构虽然抵挡了川普团队的“烂诉”，但问题远没有解决。有人甚至主张用暴力推翻美国大选结果。全世界热爱民主的人们都期待美国尽快从这样的局面中挣脱出来。可以说，美国解决好自身问题，恢复民主制度的活力，就是对世界民主事业的最大贡献。我们也相信美国人民会痛定思痛，尽快割除美国肌体中的毒瘤。这毕竟是一个拥有自由传统又极富创造力的国度。美国终将“再次伟大”。
至于美中关系，我们认为美方应取的立场是：在价值观领域，坚持自由、民主、人权的基本原则，对中共在中国国内推行的专制政策继续予以批评、揭露，对红色帝国对外的威权模式输出，继续予以警醒、抵制。但在国家关系领域，停止美中两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对抗和相互攻击，学会换位思考，彼此尊重，且在全球公共事务上尽力合作。专制毒素对当今人类的侵染，当然不容小觑；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冲突，仍将在这个地球上延续相当时间，这不仅存在于美中之间，也存在于地球现存的各种文明和不同宗教信仰之间。但价值观之间的竞争，民主体制与专制体制之间的竞争，应该通过和平的方式，以谁更有文化和科技创造力、谁更能满足人类物质生活需要和精神领域的自由、谁更能促进不同水平人类群体的有效治理而又不失每一个个体的尊严，通过诸如此类的竞争而鉴定哪一种意识形态更合理、哪一种政体更有效，更代表人类文明的发展和未来。在这些方面，我们相信，自由民主的价值仍然占据更高的人类进化阶梯。
九
世界未来不仅取决于中美两国，也取决于各国的共同努力。国家无论强弱、民族无论大小，都是人类大家庭的一员。在地缘政治意义上，全球未来政治板块将趋向多元化格局，而不再是一强独霸。欧盟这样的超国家联合体、脱欧后的英国、俄罗斯、日本、印度、巴西、土耳其、韩国、澳大利亚、伊朗、南非等发达国家或正在崛起的国家，都将在决定地球未来命运上承担角色。
正因此，本宣言再次强调：我们要学会共处。
在保卫各自民族国家疆界及合理利益的同时清楚认知民族国家的有限性，遏制彼此的野心，压抑自私的冲动，学会互谅互让，是人类走向更高水平共处的前提。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理应在此发挥更大的作用。国际秩序的调整、重组或更新，均应以有利于提升人类整体的安全水平为目标。把更多的资源、智慧和金钱用于拯救我们的共同家园吧！地球留给人类的时间并不多，我们不可再犹豫！
中美作为大国，在所有这些方面理应做得更好、更出色。让我们两国共勉！
基于上述历史、哲学和战略分析，本智库将向中美两国执政者分别提出若干政策建议，作为本宣言的两个附件。
附件一：《中国战略分析智库在中共建党100周年之际，就政治改革及调整对外政策和国际战略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建议书》。
附件二：《中国战略分析智库就调整美中战略关系、促进国际和平发展致美国新一届政府的建议书》。
执笔：张博树
课题组成员：李伟东、张博树、邓聿文
鸣谢参与讨论的中美学者：刘亚伟、顾为群、陈军、荣伟、张艾枚等40余人
出处：中国战略分析 http://zhanlve.org/?p=83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