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面对利益党的自我调整
刘晓波
六四大屠杀刚刚结束时，许多人作出中共将在几年内垮台的乐观预测，然而，中国的现实却让这些预言屡屡落空，依靠跛足改革和务实低调的外交，也依靠镇压与收买的双管齐下，中共似乎取得了令世界惊叹的成功：大屠杀恐惧下的普遍沉默，经济高增长遮掩了政治改革的全面停滞，韬光养晦和金钱开路的外交使其国际地位迅速上升，优惠中心城市及其精英购买了精英阶层的合作，权贵集团对既得利益的专注代替了从政之德和政治抱负。
革命党变成利益党
如果说，毛泽东时代是极权的登峰造极，也是彻底的化私为公的时代，彻底到全能保姆包揽了所有供给——从摇篮到坟墓、从物质到精神，而个人却陷于一无所有的贫困之中。那么，当共产乌托邦破灭后，随着经济改革时代的降临，中国进入一个化公为私的时代。在私人领域，自利意识觉醒到泛滥成灾，人欲解放为物欲横流，经济人理性的个人利益最大化沦为不择手段的惟利是图；在公共领域，政治权力私有化支撑着经济上的权贵私有化，公权和公益变成牟取私利的工具，作为公权力的党权、军权、政权和法权，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体、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统统变成特权集团牟取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私具。
这种变化的最醒目标志之一，就是中共由革命党变成利益党，基于利益计算的技术统治日益精明。特别是六四后，为了弥补邓小平个人信誉和政权合法性的急遽流失，邓小平以“谁不改革谁下台”的警告遏制住了反改革的极左势力，发动了远比八十年代更为激进的第二轮经济改革，带来了持续的经济高增长，中共统治也越来越依赖于经济政绩，政权的钱包随之迅速鼓涨，其内政外交也越来越具有暴发户式的“财大气粗”。
换言之，中共由革命党变成了利益党，维持政权的主要方式只能乞灵于经济高增长和利益收买，没落的帝制传统、腐败的拜金主义和垂死的共产独裁相结合，催生出最坏的权贵资本主义。
恶法治国代替了无法无天
毛泽东时代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毛的话不仅是最高指示，而且是最具权威的法律，甚至在他病入膏肓的临终之际，女秘书通过猜口形传达的毛指示，也是治国的最高决策，那句无人能够确证的“你办事，我放心”的临终遗言，居然把僵化而平庸的华国锋钦定为毛的继承人，简直就是最大的政治笑话。
毛死，邓复出，以发展经济为中心代替阶级斗争为纲，以“依法治国”的寡头统治代替了无法无天的个人极权，但由于中共的独裁统治没有根本改变，所以，依法治国不过是党权主导的恶法治国。一方面是天天高喊“依法治国”的口号，不断地对司法制度作出了局部性微调，不断地规范执法者的行为，与西方国家展开法治对话，甚至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宪法；另一方面，政治镇压依旧，且越来越依靠频繁出台的恶法，除了《刑法》上的“颠覆罪”条款之外，为了控制民众上街而制定“游行示威集会法”，为了控制民间组织而制定“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为了操控言论而出台多项法律法规；其中，最大的恶法是为了镇压法轮功而制定“邪教法”，从而为六四后最大规模的政治迫害提供法律依据。
寡头独裁体制的内部制衡
基于维持独裁政权及其权贵利益的需要，中共的统治逐渐走上镇压与赎买相结合的策略，其应对危机的灵活性和自我调整能力也在加强。
在强人政治时代结束之后，政治局常委会不再是最高独裁者的自家密室，而是各寡头之间进行政治博弈的党国密室，密室内的利益分配不再是绝对权力的一言九鼎而是各寡头之间的讨价还价，从而形成了独裁寡头集团内部的权力制约，集体决策代替了绝对个人独裁，使最高层的决策越来越具有弹性，从而自发形成了左中右兼顾的平衡，而不至于走向可能带来全局性灾难的极端。
比如，即便在政治强人邓小平主导中共高层决策的时代，邓也做不到一言九鼎，他不得不顾忌到以陈云为首的党内左派的分量，邓在高层人士安排和大政方针的决策上，必须向陈云等人作出妥协。
邓小平死后的江泽民时代，权力平衡已经成为寡头集团内部的常态。在政治局各个常委之间，每一决策的出台皆要经过讨价还价的妥协。现在的胡温政权的高层博弈就更为激烈，三年前胡温想借“周正毅案”整肃“上海帮”，但由于胡温在高层的权力弱势而不了了之；胡温经过一系列权力运作来巩固自身的权力，终于在三年后搬到了强势的上海大员。
总之，改革以来，中共历届政权在决策上的忽左忽右、变化无常，中央对地方权力的时放时收，反映的就是这种左中右兼顾的平衡。
权力交接制度的定期化
改革以来的中共进行了权力交接体制的改革，由邓小平的退休先例演变为权力定期交接制度。虽然，这种自我调整与改变一党独裁体制无关，但起码使中共高层的权力格局及其决策机制有所变化，使独裁统治具有一定的弹性和纠错功能。
在中共十六大上，胡锦涛接过江泽民的权力，标志着中共的定期交接班机制代替了权力终生制，形成代迹之间的政策调整和相互补救。在掌握最高权力之前，“储君”可以观察和研究前任的统治方式，暗自总结其利弊得失，为接掌权力作准备，以便一旦入主中南海便可以作出相应的政策调整。由此，每一代接过最高权力的新权贵，仅仅出于收买民心和巩固权力的需要，也都会对前任留下的弊端作出某种权宜性的补救。
比如，胡温上台后，针对江朱时代的弊端作出一系列调整，提出面向底层的“亲民路线”；针对愈演愈烈的城乡两极分化，取消收容遣送和农业税；针对GDP崇拜的跛足发展，提出均衡的科学发展；为了弥补社会裂痕的日益扩大，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口号……等等。也就是从江泽民的“赎买精英”走向胡温的“赎买大众”。
尽管，所有的调整都不会超越维持独裁权力这一底线，“亲民路线”也不过独裁者对臣民的恩赐，至多是为缓解公正危机的小恩小惠，并不能改变官权过强而民权过弱的独裁现状；而且，大多数调整不过是口惠而实不至的政治秀，权贵阶层仍然贪得无厌，政治腐败和贫富